对于许多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而言，“归属感”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。来自波兰华沙的Magdalena Olszanowski就是其中之一。

她在1990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，怀揣一个行李箱，在冬夜抵达多伦多。而她的“融入加拿大”之旅，也从那时开始。

这么多年来，Olszanowski始终将自己视为“生活在加拿大的波兰人”，而不是真正的加拿大人。她在语言、文化甚至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格格不入。

她为自己和加拿大之间划出一道壕沟。这种距离感，源于她年从波兰华沙移民至多伦多时的经历。

而她的两个孩子却都出生在蒙特利尔，只认这里是家。这种强烈的对比，让她内心的挣扎显露无遗。她的孩子，显然也察觉到了她对加拿大认同的矛盾情绪。

在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前后，她的孩子开始质疑家中一直存在的对“加拿大身份”的排斥情绪。但这是第一次，他们如此直接地质问她。

“做加拿大人有什么不好？”她九岁的孩子在晚餐桌上问道，“我们是蒙特利尔人，是加拿大人。”

这句话让Olszanowski不寒而栗。

她试图解释：他们一家是波兰—希腊裔犹太人，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习俗需要传承。但她花了几十年建立的种种理由，在孩子单纯直接的逻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——如果她真的这么排斥加拿大，那为何还要生活在这里？

执念：要做加拿大人就得过“白人中产”生活

她回忆起刚来加拿大时的场景——不会说英语，对加拿大文化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这里的冬天会如此严寒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当时并不觉得这里会成为她的“家”。

童年时期，她并没有得到善意的欢迎。

“你知道波兰人被叫做什么吗？”一个同学问她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试图张口说出“O”音，尽量掩饰她带着硬音节的波兰口音。

“香肠（kielbasa）。”那个同学一边咧嘴笑，一边用英语腔调夸张地强调这个词。“又肥、又臭、又油腻的香肠。”

这些粗暴的音节，一次次强化了她“不属于这里”的感受，仿佛她必须成为另一个人，才能融入这个社会。

尽管她生活在一个移民众多、第一代孩子扎堆的城市，她仍觉得，要“做一个加拿大人”，就得过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活、拥有一个别人念起来不需要停顿的名字。

为融入要求父母“改名字”

11岁时，她坚持要父母将她的名字英文化。但十年后，她又主动换回了原名。

她一方面迫切希望融入，一方面又厌恶自己即将融入的那个世界。而她的父母也因长期适应文化压力（acculturation stress）身心俱疲，无法真正为她提供引导。

但回头看，她意识到，自己当年认为的“隔阂”，其实早已被日常生活的点滴所填满。

2011年，她搬到蒙特利尔，并成为母亲。在育儿的过程中，她对“归属”与“身份”的理解也逐渐改变。魁北克赋予了她一个新的标签：allophone（母语非法语或英语的人）母亲。

孩子的话，让她改变！

为了让自己和孩子适应这里的语言和文化，她投入大量精力，也因此真正体验到了“欢迎”——一种她刚来加拿大时梦寐以求、但只有亲身努力才能培育的“欢迎”。

她与女儿一起在自家院子里种下野生佛手柑、火烧兰和蓍草——这些花既生长在华沙的森林中，也点缀着魁北克的公路旁。她和孩子一起骑车，把书籍放入街头的免费图书箱中。

“妈妈，我喜欢我们的社区。”孩子一边拿着在小巷图书箱中发现的Elise Gravel漫画，一边开心地说。

有一次，她在早餐桌边听到孩子一边吃着涂枫糖浆的波兰煎饼（nalesniki），一边用英语和法语混杂的语言，向妹妹解释“橙衫日”（Orange Shirt Day，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的日子）。她们身穿印有“Every Child Matters”（每个孩子都重要）字样的T恤。

又有一次，她听到孩子在大选期间，看着竞选海报随口编出押韵的顺口溜，内容是关于候选议员的。

这一刻，她终于明白：成为加拿大人，并不意味着盲目拥护民族主义，也不等同于口号式的爱国情绪，更不是要抹去自己的过去。

成为加拿大人，是要用自己曾经历的文化抹除和身份伤害去教育下一代，让他们认识到仇外心理的危害，学会反对偏见；是要确保原住民的存在不会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中被抹去。

“归属”有很多种样子

直到那天，她孩子提出那句直白的问题，她才意识到，自己这些年来努力“融入”的尝试，实际上是在为建设一个更包容的加拿大做出贡献。

她曾参与学生活动、组织“我家欢迎你”、教授以原住民故事为核心的加拿大电影课，也常带孩子一起去投票站——这一切，都是她作为一名加拿大人的参与。

这让她意识到：作为加拿大人，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原来的身份，而是可以用过去的创伤去教育下一代，去抗拒偏见与排外，去承认共存。

对她来说，“成为加拿大人”不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身份标签，而是一种可以主动定义、努力实现的归属过程。

经历了近30年的针扎，Olszanowski感谢孩子用全新的眼光让她终于看见：自己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、生长、开花。